“留守”:航天人三代人的三线


更新时间:2015-08-13            点击率:
火车开过了一个山洞又过一个,忽明忽暗的车厢里,董若男睡着了。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,他听到父母在谈话,用耳朵捡了两个词,一个是“三线”,一个是“快到了”。
他们一家七口从内蒙古来。唯一一个卧铺归爷爷,两个一两岁大的弟弟妹妹全家轮流抱。车行到当阳,没路走了,他们换乘翻斗车,颠荡荡往山里开。一座座大山在夜里露出凶狠的一面,打平原来的若男没见过这阵势,怕得直往妈妈怀里缩,就这样到了目的地远安。
那是1971年末,那时候他还不知道,自己的余生都将交给这个地方。
  
  苦味
  
  对于“到三线去”这个横跨千里的抉择,孩子们只是追随者,而他们的父母,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面对什么的。
  
  “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”他们说。
  
  当时的中国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围下。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已经在全国拉开大幕,066基地由七机部四院包建,选址宜昌市远安县。
  
  回忆起刚进远安时的情景,第一个到达的张仁贵倒吸一口凉气。“远安还不如我们四川的一个乡场,县城只有一个二层小楼房,其他都是青瓦土墙的低矮破房。一条不到200米长的通行道上坑坑洼洼,没多少人,更多的是牛和满地的牛粪。”
  
  刚到远安的那几天,从四院379厂来的陈宝玲失眠了。尽管做足了吃苦的准备,但真到吃苦的时候,才知道苦是怎样的味道。
  
  “没见过这么荒凉的地方。”陈宝玲说,“我们住在放棺材的小屋里,我抱着孩子睡在床板上,吓得整宿睡不着觉。”
  
  陈宝玲夫妇这些最早一批来远安的支援者,最能体会三线建设的苦和难。当时,有家室的大多借住在老乡家里,单身的就住芦席棚。芦席棚夏天又热又潮湿,刮风下雨都挡不住,还有毒蛇、蜈蚣出没,很多人被咬过不止一次。
  
  变迁
  
  由于种种原因,以装药为主业的江河厂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才正式建成。边建设、边研制、边生产,主要靠“基建费”度日的江河厂比兄弟单位更窘迫,常常原材料款都付不起,到处赊账。
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厂里的自研型号开花结果,日子才慢慢好过起来。
  
  这时候,已经十几年过去了,当初跟在父母屁股后面怯生生地来到这里的小孩子们,已经呼啦啦长大成人。
  
  在江河厂,每天下班后,篮球场、足球场上都是人,场边观众和等待上场的人比场上的还要多好几倍。要是节假日去县城转转,到哪都能看到066的人。
  
  回忆起三线生活的甜蜜时光,江河厂的老职工几乎都把指针拨向了这个年代。“虽然很苦,但是很快乐,人与人之间非常亲近。”江河厂当年的乐队主唱说道。说罢唱起一曲《时光倒流》,怀旧的情绪尽在歌声里流淌。
  
  然而,美好的时光很快结束了。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,066基地的大多数企业,在受困于交通不便、人才难进等问题多年后,陆续迁出三线,搬进孝感和武汉,谋求新的发展。
  
  只有江河厂还在山沟里留守。
 
  难走
  
  大部队走后,原来热闹闹的远安又重新安静下来,江河厂的职工独自品尝着喧嚣后的落寞。
  
  其实,江河也想走。2002年左右,厂里打算把行政办公部门和民品迁到城市去,甚至在宜昌市建了办公楼和住宅楼,一批职工在那里买了房,可是,因为火工品厂的种种特殊限制,最终没有走成。
  
  承载着装药任务的工厂走不了,长了两条腿的人呢?
  
  “我们没想过离开这里。”很多“二代”直言,“从小在这里长大,有感情了。”但同时也有很多人,在对城市的向往中挣扎。
  
  张红想过离开。但是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的时候,她发现在学校学的东西根本无法支撑自己考出去。由于厂办学校师资水平不高,那几年能“蹦”出去的大学生凤毛麟角。
  
  与想要离开却颇感无力的少数“二代”相比,父辈把他们带到这山沟,是没打算回去的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离开了,大多数人都在这里一待一辈子。
  
  张文元曾有两次调离远安的机会,他都放弃了。“人老了就围着子女转了,哪也不去了。”
  
  两次想搬没搬走后,张红也死心了,“不走了。我们这一代命运是没法改变了,指望下一代吧。”说完又补一句,“其实现在我的想法也变了,觉得在这里生活也挺好的,远安这几年变化很大。”
  
  去留
  
  远安的变化确实很大。
  
  这些年,很多新住宅楼拔地而起,武汉的两家大型连锁超市开到了远安,新的购物中心“盛世中央”也开张了,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在县城就可以解决。
  
  可是江河厂在山沟沟里的现实,谁也改变不了。40多年过去了,它还保留着很多和以前一样的厂房、一样的宿舍。办公楼外紧邻厂区有一片农田,农民在里面干活。似乎还能看到当年的影子。
  
  然而江河厂终究不同于以往了。无论是重新装修的办公楼、扩建的厂房,还是增加了10倍的装药量,都印证着这个三线老厂几十年的变化。
  
  与从小在沟里长大的“二代”不同,很多“三代”的观念变了。“现在的孩子毕业后想回来的少了,只要是考得好的,能在外面找到好工作的,都不大愿意再回沟里来。”张红说。
  
  2014年,张红的儿子谷岳从湖北理工大学毕业后,有三份工作可以选择,他在其中犹豫不决,最后全家召开会议,老爷子张文元拍了板:“去万峰公司!”
  
  至今,没有一项统计可以说明“三代”们走与留的情况。在江河厂,每年招收的子弟确实越来越少了。可时至今日,三线家族仍然普遍且庞大。有的大家庭,在基地工作的竟有近20口之多。
  
  时间飞逝,40多年过去了,问白发苍苍的三线支援者们哪里是家,他们手指着脚下的土地,用带老家口音的普通话说:“家就在这儿,在这扎根了。”问还想不想回去,他们笑着手一挥,“棺材都在这儿买好了!”
  
  另一边,谷岳也是手一挥,在万峰公司的宿舍里卸下行李。行李放着好几天没打开,张红问他为什么不整理,他说:“我在这儿待不久,我还是会走的。”